通往世界幽微的叙述之舟——孔广钊小说的叙事

主持人：乔焕江（哈师大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凯旋（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社长、《小说林》《诗林》总编辑） 发言人：孔广钊（作家）、姜胜群（编辑）、申志远（《新晚报》副刊专刊部副主编）徐志伟（教授）、徐晓杰（教授）、张良丛（副教授）、宋宝伟（副教授）、金哲（副教授）、王士军（讲师）及哈师大文艺学博、硕士研究生满蛟、谷苗苗、王威、余媛媛、郭永洁、包晗等。 时 间：2016年12月18日13∶30-17∶30 地 点：哈尔滨市果戈里书店三楼 乔焕江：这是哈尔滨文学论坛的第四期，也是今年的收官之战，很荣幸请到了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孔广钊老师。我们今天有新增加的成员，佳木斯大学文学院徐晓杰教授，还有我们哈师大的宋宝伟副教授。 何凯旋：孔广钊是哈尔滨文坛一位年轻的老作家，他比我们前几期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时间都要早，他的作品与前几期作家作品不一样地方在于，中国先锋小说所有的经历和延展在他的小说中基本都有所体现。他的小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他成长的故乡——太平区。我也是从他这方面的作品里第一次发现了作家的归属地（一个区，一条街道，一所院落）跟一座城的历史有息息相关的联系，这属于记忆性的经验写作范畴；另外，我认为孔广钊比较成熟的是《关于鲁平》这一类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十分成熟，运用了解构历史史料的技法，不留痕迹，一气呵成。小说2003年发表的时候，类似的作品还不是很多，孔广钊使用穿插性叙述，史料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事件的还原描述，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扩展了小说的空间，一改线性小说的单一维度，契合了历史事件真实的多维度的面貌。还有另外一类是更具艺术性的、更为狂飙突进的先锋小说的典范，就是他的长篇小说《跟我一起荡秋千》，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孔广钊在那个先锋小说盛行或衰落晚期，最忘我状态下的一次自我突进。 孔广钊：感谢各位老师和朋友的到来，非常感谢“哈尔滨文学论坛”这么一个文化平台，非常荣幸能参与其中。我是《小说林》培养出的作家，我的第一任责编是陈明老师，陈明老师又把我介绍给何凯旋老师，没有两位老师的提携很难有我的今天，所以走到哪儿我都说我的成长得益于《小说林》。 我大部分的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都来自阅读，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这个时期也是国家文学爆炸的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像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莫言等。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翻译作品，我阅读了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说当时的一批作家是喝狼奶长大的作家，本来羊奶喝得就不太多，然后外国的翻译作品一下都涌入了，让我们眼花缭乱。先锋文学又出现了，在先锋小说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就学习了一些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 对于先锋文学我有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上帝给我们铺设好了一条路，设置好了一个出口，但是他在里面设置了一个迷宫，他不让我们笔直地到达人生的终点，而是希望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在迷失选择中按他给我们的道路到达终点。当你到达终点时你会发现上帝在终点写了四句话：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都已安排好，没事别瞎闹。但先锋不一样，先锋是自己背着斧头进入迷宫，当他发现前面无路可走时，他不是想退回来如何重走而是直接在墙上打一个洞，通过不断破拆的方式到达终点，但是他又给后来人铺设了一系列的迷宫。所以我对先锋的理解就是它像一个“莫比乌斯带”一样，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无限但又有界的模型。就像我们上了一座桥，发现它不是笔直的，而是上了一座立交桥一样，它把事件和空间重叠放到一起了。所以在当时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写作形式，我喜欢把时间和空间揉碎，喜欢把一个完整的情节打碎，在打碎的情节中生成一些情节，使我的作品更加生动。就像何老师所说的在我的长篇中把所有的先锋的可能性都预设进去了，就产生了《和我一起荡秋千》。先锋现在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格非也在前一个阶段研究《金瓶梅》，回到一个古典的文学框架中去了，余华也不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写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先锋的精神，对于文学的启迪是非常重要的。 先锋文学对我创作的影响是这样的，它能使我创作中的人物进行自行的性格生成。以前我也和何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写作中的人物总是背离我写作的初衷，人物自己生成了。但是在我把人物放在打碎的先锋框架内，在生成人物性格的时候往往比我原来的预设还要大胆，这好像一个形式的倒逼机制，逼着人物性格自发进行改变。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和我一起荡秋千》里面的孙坚，这部小说主要说的是同校的几个学生寻找真实，寻找真相的故事。当然他们寻找的方式不一样，失忆的人通过寻找过去的记忆来寻找真相，还有一些人虽然知道真相，但是他们不愿意表述真相，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现真相。孙坚这个人物就是想通过语言逐步阐述真相，但是阐述的过程中又发现真相已经发生了剥离，只要有人去表述事件的真相，真相要么注水，要么打折，永远不能生成，所以孙坚选择了失语。写作前没有预设这样的情节，但是写的过程中人物就形成了这个状态，我感觉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哲学意味，不再是文学层面的探讨，当时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很得意，因为孙坚的失语不是有意的而是整个结构使然。 《关于鲁平》中的鲁平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是哈尔滨市十二中学以前的政治教师杨志周，也是原来哈尔滨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作为哈尔滨劳模代表参加过很多全国的会议，和毛主席、刘主席都握过手。文革时被打死了，就死在我们学校的烟囱下面，我一直想写这个人物。退稿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把结构改了，结构变了之后我就知道怎么写了，第一稿的时候就是写了一个事件，写事件如何发生发展，等把结构变了人物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这也是我从先锋文学受益的东西。 《和我一起荡秋千》的读者面窄化，不专业做文学很难去理解，所以我当时给哈师大的老师同学们这个小说的时候担心阅读它会很受罪。直到2012年《松花江上》系列作品的出版又有一个出书的机会，听说老作家审稿时候意见很大，觉得看不懂，也差点不能出版。出版后请阎晶明老师做评论，证明这个长篇还是有出版价值的。后来我的写作方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有了《太平，太平》。当时太平区划到了道外区，我就想写一些过去的事和邻居，写那些经验的东西，我写了已经有十篇，提供给你们三篇，因为另外几篇没有发表，我想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出一个长篇，这是我创作的历程。 现在创作计划有两条线，一个是《太平，太平》系列，以回忆的方式写周围的人和事；另一个长篇计划是以先锋的笔法写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用先锋视角打破时空的界限。我现在是搜集整理资料阶段，查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义和团的资料。 何凯旋：《技艺使结果变得繁复而绚丽》是我十年前专门为《关于鲁平》写的一个评论。孔广钊的小说，一种是你自己也无法说清的青春激情、突飞猛进的艺术呈现所直觉到的非经验的想象，就是《和我一起荡秋千》这部奇文！另一种就是条理清楚但又结构复杂的小说。我为你青春时期的艺术直觉、想象奇崛而惊叹，但是我更喜欢为这种清晰传达后达到更为多义主题的小说击掌，这也是我们经历过漫长写作历程之后才能明白的道理。《和我一起荡秋千》完全是一个忘我的“艺术想象”过程，但是过于“艺术想象”的东西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不合适了。2000年算是先锋文学的末期，也是新写实主义很繁荣的时期，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写的都是一些挽留者的篇章，作品都是在对自我的挽留。他们也没有想到极端艺术的效果应该是赋予现实问题更合理的虚构性，这样的真实才会更有力量，人们的理解才能够深远起来。孔广钊好的地方在于把触目惊心的事实虚构化，而虚构的部分能够覆盖事实的压迫感，并更好地帮助读者超越事实展开想象，抵达更宽阔的真实。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历史事件太大，作家反而没有办法虚构，或者有虚构的恐惧，或者说想象的恐惧，说到底还是屈服于现实利益的强大诱惑吧！ 宋宝伟：读孔广钊的小说，我觉得有两个最深的感触，一是作家对现实关怀的深切，二是作家叙事技巧的锤炼。可以说，从这两个方面能深刻地体会到这是一种“走心”的写作。作家是用心在写，而且有自己对生活很强的观察与提炼的能力。从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小事写起，看似平淡，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慢慢被带入到一个深层次思考的境地，甚至有一种惊心动魄的触动，这是小说写作的一种境界。 孔广钊小说中有一种“求真”意志，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内容层面，同时还体现在小说的叙事上。小说擅长使用“复调”手法。如《关于鲁平》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家的叙事手法，这种“罗生门”式的多重叙事、多种声音构筑成一张人物形象的网，角度多重与人物性格多重形成一种对称关系。这种叙事最终还要归结到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历史与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看似是小说对人物的追问，其实是作家在对历史追问，对真实追问，很有一种历史解构的味道。孔广钊小说的多重叙事声音其实都在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真实人生在哪里”，从而将人生残酷的真实暴露出来，引发读者思考。调动多种叙事手段将简单素材深刻化，使其不停留在生活表层，这就是孔广钊小说的魅力所在。 徐晓杰：孔广钊老师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职业及专业特点，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读他的小说，最大感受是： 第一，他一直在进行解构。解构历史、解构英雄人物与权威人物，包括解构语言，解构创作本身。而且几个解构之间具有相关性与连带性。 在他的《关于鲁平》《英雄复出》《和我一起荡秋千》中，历史及历史人物呈现出为时代及人们的种种需求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性。时代需要制造英雄偶像，城市需要书写英雄历史，而具体炮制者则需要在此过程中获取个人私利如声望、名利。由是，自上而下，层层联手，共同完成历史的伪叙述及英雄的伪塑造，并沉醉于此。历史与人物的厚重与威严在作者的笔下被层层剥落，露出真相与本质。 第二是小说的剥洋葱式结构，而这种结构是与解构的主旨相契合的。小说中的多个叙述人，多个叙述视角，互为补充，一层层地剥落外在的虚伪的历史叙述而接近内核的真相。《关于鲁平》《秋千》尤为如此。《秋千》更是作者叙事策略的精心设计，现实与叙事交叉，过去与现在交织，多个叙述声音互为补充，直至最后才将真相展现，前面的疑惑才一点点明朗，而读者则在剥洋葱式的障碍阅读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参与度、愉悦感甚至是成就感。 乔焕江：说两点。 孔广钊的小说有难得的对叙述（叙述本身的意义和限度；叙述参与历史的可能性；现实本身的叙述性；“元叙述”）的自觉。这里的“叙述”不仅指小说叙述，现实、历史以及其中的人物本身也是一种叙述。 孔广钊小说的现实关切在当代是有独到深度的。听孔老师介绍完自己的创作经历，我一下就捋顺了思路。《英雄复出》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孔老师写作的冲动恐怕就是从那儿开始；写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又转过身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就是教育小说（《弹簧秤》《李天穹》），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有对叙述某种程度的反思了；最典型的当然还是《和我一起荡秋千》，这部小说对叙述的反思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到当下的阶段，像小说《太平，太平》里，当作家已经有了对叙述的自觉，再来对现实问题进行关切的时候，他就会达到一个跟一般的底层写作和社会问题写作不一样的层面。他把日常苦难和时代问题的对照、反衬、缠绕的关系，人性的危机与社会结构性矛盾之间的互渗过程通过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集中呈现出来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历史中的黑暗因素是怎么一点一点渗透进人性深处的，跟一般的直接谈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小说区别开来，这正是这篇小说的长处。 徐志伟：我最先读的是《李天穹》，感觉这篇小说所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跟所谓的“叙述”关系不大；直到读了《和我一起荡秋千》，才发现孔老师小说的主要特色的确在叙述上。孔老师小说中追求的“真实”还不是生活本身的真实，而是叙述形式的真实。这就涉及到题目中的“通往幽微”，在我看来，所谓“通往幽微”主要体现为孔老师探索了叙述形式和历史结构之间的微妙对应关系。 孔老师的小说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深刻地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革命逻辑。五四以来，小说正是因为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联系在了一起，才逐步确立了以“典型论”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小说的叙事结构都与民族国家诉求直接相关。也正是在民族国家诉求中，穷人甚至罪犯才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比如穷人的反抗被称为革命，而不是恐怖活动），获得一种“命运感”——这种“命运感”显然不是来自于天意，而是来自于对“历史必然性”或“历史的规律”的确信。 近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结构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但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失去了对所谓的必然性和规律的确信，一个作家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作，那他的写作可能就不再具有现实性了，反倒容易形成一种喜剧或者反讽的效果。我们常说今天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碎片化”的背后显然是没有方向性和规律性的。作家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碎片化”？这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孔老师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在小说《和我一起荡秋千》中，叙述手法是很特别的：叙述人是非个性化的，变动不居的，叙述视角也不断地切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叙述手法，才使得真相的呈现成为可能。当然，这个真相本身也是拼贴出来的，但这个拼贴出来的真相恰恰是当今社会的表征。在这里，作家的叙述方式和社会结构具有某种微妙的对称性，文本因此获得了形式的真实性。这种手法有点像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的时候舍弃传统的小说写法，运用其他文类（比如新闻）的一些手法，反而能够更好地介入今天的现实。 张良丛：孔老师的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生活的逻辑变成荒诞，我们怎么办？刚才孔老师讲个人的创作经历的时候，他谈到了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先锋文学本身主题就有荒诞问题。我想谈一谈孔老师小说中的荒诞问题。孔老师小说中的荒诞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时代导致的荒诞。这种荒诞感脱离了个体的因素，直接把荒诞的产生归结为时代的因素。《关于鲁平》中，鲁平的遭遇就是时代赋予给他的。第二类是生活本身的荒诞感。生活本身一旦失去合理性，就会导致必然的荒诞。《弹簧秤》中看似由误会引发的一系列悲剧，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像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相互之间的提防，弱势群体的反应，媒体对名利的疯狂，这些都突破了生活本身应该具有的逻辑。小桑老师的悲剧命运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必然。所以，我感觉孔老师的小说在这个方面开拓很深，从历史到当代社会问题，都在荒诞的描述中带有批判性。 姜胜群：我这个年龄，切实经历过那个时代，作品主人公原型的故事我知道。看到孔老师的小说，很震撼。这么多年，哈尔滨有很多作者写了很多东西，但要把与哈尔滨有关的大题材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很难的。但《关于鲁平》很成功。好在哪里呢？第一，题材好。哈尔滨的重大题材，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能力。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很多，我也想写，但真的动起笔来，很挠头，只好作罢。好题材，怎么挖掘出来，怎么表现出来，需要功力。孔老师的手法非常好，有功力。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广钊讲他的创作经历，他读了很多现代派的东西，所以他不是那种平铺直叙地写，是借鉴了各种流派的方法写中国的题材。这是独到之处。 王士军：《关于鲁平》——解谜也好、猜谜也好，叙述中把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人物都拉到事件中，实际他是在叙述真实中呈现不同的真相。看似是虚构的叙事，但作者每引入一个人都是直接把他的话用上，不是从作者本人如何看待来说，而且在结尾处还有一个追溯，有一个补充式的说明。 孔老师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非健康的、有缺陷的人物，像高哥、老安等人，似乎他从身体的缺陷追求其他层面的提高。他的小说往往用一个偶然的事件或小的事件把原有的结构都打破了，他不是简简单单进行“关于事件”的叙述，而是在叙述过程中把不同层面的人物纳入到故事中，使故事更有开放性。 申志远：广钊把哈尔滨的民间传说和历史事件加以虚构，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广钊通过这样一种叙事结构来表现，很经典，很先锋。不过也有它的毛病——阅读障碍，第一遍看不知所云，第二遍看才联系上。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是《太平、太平》，语言非常老到，叙事也好。 满 蛟：《和我一起荡秋千》通过无处不在的赤裸裸的自我剖白，喃喃自语式的情绪表达来质疑存在，寻找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营造出一种捉摸不定的迷惘感、虚无感、恍惚感。主人公蒙克是孙坚头脑中的硬核，是创伤和剩余快感，是内心的回响。孙坚无法接受现实秩序，他彷徨无依，当他试图倾听内心真实声音的时候，当他竭力排解困扰着他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当他开始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探索的时候，蒙克（实在界）就出现了。寻找真相，也许穷尽一生也无法找到答案，但追寻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谷苗苗：《和我一起荡秋千》中，孔老师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虽然是一种元小说的多重叙事手法，但是这些故事却是线索清晰，即使重叠错综也不会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他又不仅仅止步于叙述，而是借用故事来铺开意念。他不断有意暴露小说的创作痕迹，叙述者接二连三地打破叙事框架，对自己的创作技巧和观点发表议论。用两个叙述层，故事和对故事的叙述的叙述来完成一种反讽性质的解构。孔老师在小说中反复提出什么才是真实，是对一种虚构本质的揭示以及对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反思。 在不断拆解的虚构之下，小说一直在谈论什么是真实。一种价值体系的断裂使得小说中的人处于永不停歇的焦虑和寻找之中，小说中问“我们是什么时候才能不被虚假蒙骗”。青年蒙克哲思一般的隐秘发声和秋千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也让读者在寻找中在心灵深处寻找回归。在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中看见成长、理想、爱的多重纠葛和探索。 余媛媛：从三个方面集中谈谈《和我一起荡秋千》。首先是作为叙述内核的蒙克，在小说中是以总体性的面貌出现的，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考和追求、逃避和抵抗都可以看作是从这种总体性中抽绎出来的分支和变体。蒙克已死，但他并没有缺席于小说和时代，他客观上以放弃命名自身的方式参与了时代书写；匿名性反而使他无所不在，他在获得一种相对自由、公允的评价口吻的同时，也得以随时随地干预其他人物的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同化他者的命运。问题随之而至：在由蒙克的所思所想织就的密不透风的大网中我们很难真正想象他者，这个人物的设置方式不但没能扩充小说的复数性、复调性，反而使其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化了。 小说最大的贡献当然还是在叙事方面。“和我一起荡秋千”在这里既是蒙克对其他人物的邀约，又是小说作者对读者的邀约。作为叙事要素或本体的“秋千”，蕴含已经非常丰富了：1、腾空性（腾空羁绊、腾空能指的可能）；2、动态的游戏（立体主义的活动观）；3、失重性（使人不急于像某一方、某一所指尽势倾倒，避开了将“能指-所指”僵化绑定的情况）；4、与“地面”的微妙关系（所需支点既托生于土地又必须与地面保持一定距离）。小说中还曾使用搭积木、梦游等喻体来指称那种类似于“荡秋千”的写作和生活状态，但都没能达到增殖能指的效果，属于重言式的换喻，无法引导出一些新的东西。 最后一点，小说一再呼吁回归真实，回归童心，退回到女性身体的抵抗，退回到游戏规则约定和制定前的悠远心境，甚至退回到前语言、前符号的无意识状态。这种“后设”的抵抗方式反而“前设”了一种情境，即只要后撤到真实、童真、自然、自由这些普世价值，就能够回归初心、回到生活的本真。但实际的情势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这些价值本身也处于历时流变、不断生长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这些价值在当下语境中恰恰处于不自由、非天然的状态，甚至它们本身也构成了一种修辞和“障眼法”。“回归真实”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思维转换的问题，这些价值从重新确立和抵达，仍需要经过近身的拼杀、“漫长的革命”。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无尽鼓舞和彼岸想象的语汇，恰恰是今天需要我们用切实有力的行动以及从自己的行动中孕生出来的“另一种想象”去保卫和创立的对象。 包 晗：孔老师的小说展现的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也就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通过表述和外部世界发生亲密的关系。在他生命体验和写作的交汇处，我感受到了叙述的力量，也就是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在真假虚实之间，那种抗争交错的紧张感。正如那个秋千一样，每一次打摆都是原动力，在真实虚假之间有了周旋回还。孔老师笔下的人物是被言语言说的，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补充。最突出的人物就是孙坚。他曾经发问何为真实，但他自己就在叙述中生活，却一直质疑叙述的真实性。他自己也很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不是像秋千一样摇摆不定。我认为孙坚和蒙克是一种人，只是孙坚通过叙述一种外向的东西来释放自己，蒙克则是内化的坚守着。短篇小说《李天穹》中，作者是从一个老师的视角来看的，当李天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帮助之后，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我”的鼓励和推动之下，李天穹选择退学，去做一名修理工。 郭永洁：孔老师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种焦虑感。他们始终在生活中寻觅，通过坚守爱情，或者写作。通过这种内向化的东西来确定自己的一个位置，比如爱，比如真实等等身份认同。但是这些内向化的身份认同在生活中是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所以这其中有冲突和矛盾。还有就是关于这些内向化的东西，小说通过反复的元叙事，通过追求真正存在的真实，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在我看来，并没有一个纯粹的内向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东西其实始终是和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自我是被不断塑造的，身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塑造出来的。 王 威：我觉得一个人能集教师与作家身份于一身是很不容易的。教育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本身是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有时会形成合力，有时可能会是一种张力。教育与文学在启蒙与塑造人、影响人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共通的路径，就是叙述。我觉得孔老师经历了一个对叙述的自觉、尝试和深化的过程。我们对世界、对历史、甚至对自我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他人的叙述得来的，而对叙述与真相的关系是否是一致的，或者说对叙述是否是真实的思考应该是孔老师自觉的出发点，那时就产生了《英雄复出》。后来孔老师的小说很多都是与校园和教师身份相关的，就是刚刚老师们说的“经验写作”。这时候他从一种朦胧的自觉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在一种撕裂的空隙中，这种思考的过程是十分矛盾的。《李天穹》《弹簧秤》《关于鲁平》有着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而思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叙述对人的影响与塑造，这里可能会有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解构或者辩证地审视。《和我一起荡秋千》可以说是这一思考达到极致的表现，孔老师借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叙述来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答案，或者说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他的叙事的尝试与突破。小说叙事形式的突破与创新则似乎是孔老师思考的物质化呈现，是一种“以叙述来对抗叙述”的方式。但是事物到极致必然会转衰，这种对抗或许并没有使孔老师找到他想要的真相。而“狂飙突进”的思考又极易把人束缚在个人化的桎梏中。我觉得到《太平，太平》又是一个突破，孔老师从个人化的思考融入社会结构中，在保留其对叙事执著的同时，开始寻找力量的支撑。 金 哲：孔老师的作品给我一种亲切感。因为我对他这种写作方式，尤其是他对先锋派模式的借鉴，觉得很熟悉。但这样一来，所谓的复调问题，在我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单调”。原因就是作为作者，孔广钊的掌控能力特别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从他个人出发的，是作为作者对世界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作品呈现的就是一种真实，是从这代人的特殊角度看到的真实，别的没有。 何凯旋：写作这个东西，一是服务于他人，一是为了自己或者自我表达。自我这方面做得彻底了，也是获得他人赞颂和共鸣的前提。孔广钊老师小说的表述方式比较舒服，不死板，主观却又自由，说明有底力、有功夫。今天的讨论十分符合胃口，阅读起来调动了很多的智力，比如刚才余媛媛说阅读孔老师的作品很舒服，其实是大家智力的契合吧！因此说好的东西、独特的东西一定要坚守住。比如我们这个文学论坛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特殊的精神产品，坚持下去就会有好的结果。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相聚，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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